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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、职称:中国影响力协会艺委会主任,[影响中国]杂志副主编.影响中国书画院-娄底分院院长,.法治宣传网湖南通联处副主任.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学会暨清美艺术品鉴定评估研究会会员.职业艺术品拍卖师,编缉,记者.禅宗风水学传人。 业务范围:艺术品鉴赏、收藏、拍卖、投资,新闻发布,策划大型庆典、会展、文艺晚会,吉祥风水等].QQ6928731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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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故里风水探奇002  

2009-04-06 00:15:57|  分类: 国藩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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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故里风水探奇002
2008-07-28 21:57

有人说,富厚堂风水是“玄龟坐椅”,“得水”、“藏风”。富厚堂背靠半月形的鳌鱼山脚,三面群山环抱,坐西朝东,前临弯曲有情的涓水河。从远处看来,富厚堂极像一把硕大无比太师椅,坐镇鳌鱼山下,指挥千军万马。富厚堂前面的呈半月形水塘,面积有十亩,仿“泮宫”而建造的,附近是一片500余亩的田畴。而在富厚堂围墙内,又人造出山、水来,古木参天,更是景上添花。据说在当年,曾国藩对富厚堂地基非常满意,认为风水很好,写信给儿子说是“第一等屋场”,准备把它作封侯后退隐养老的地方。除曾国藩外,从富厚堂走出了曾纪泽、曾纪鸿、曾宝荪、曾约农等名人。曾纪泽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,曾担任过驻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国的钦差大臣。曾纪鸿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,著有《对数评解》、《圆率考真图解》、《粟布演草》等数学专著传世。曾宝荪、曾约农姐弟留学英国后,在长沙创办“艺芳”女校。曾约农还担任台湾大学教授,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。富厚堂里人才辈出的这些现象,正是它风水好的证明。

       曾国藩相信风水,据说,曾国藩曾说过“我平日最不信风水,只信朱熹山环水抱”、“藏风聚气”之说的话。许多人认为,这是受曾祖父曾玉屏的影响,因为他曾拿了曾玉屏的话,用来训斥迷信风水的弟弟曾国潢说:“吾祖星冈公在时,不信医药,不信僧巫,不信地仙。”但现实中的曾国藩却是相反,他异常相信起风水,且对风水颇为热心。尤其是曾国藩在京城忽然升到二品大官以后,认为他的平步青云可能与祖母坟地的风水有关。当时的曾国藩不懂风水,对此深为懊悔,所以曾特地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。

咸丰七年(1857),父亲曾麟书去世。曾国藩想到,祖母坟地的好风水曾使他忽然升到二品大官,因此不能不给他父亲找块风水宝地。于是,在一年多时间里,他先后请过刘为章、杜茂才、许九霞等多位“地师”看风水,到处找地。可惜的是,很难找到理想的坟地,所以他一直不敢轻易改葬双亲。 咸丰八年(1858)十月,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安徽庐州战死。他怀疑曾国华阵亡可能是父母坟地的风水不好,因此更家想尽快找到一块风水宝地,改葬他的父母亲。

  在曾国藩身上,“道”、“势”矛盾冲突比较厉害,所以他书信、文章中说的某些不信风水的话,研究者不可尽信。从曾国藩的实际生活看来,他是一个非常信风水的人。尤其是晚年的他派人到处寻找风水宝地,想等他死后做坟地,这是曾国藩深信风水的一个铁证。

曾国藩与风水

曾国藩早年是不信风水的,他曾说过“我平日最不信风水”,只信朱熹“山环水抱”、“藏风聚气”之说的话(《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》,钟叔河编 《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》,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,上卷第8485页。以下引文只注明卷别和页码)。曾国藩不信风水是有家族传统的,至少他的曾祖父曾玉屏(字星冈)就不

信这套迷信的东西,“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”(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父亲来书,上卷,94)。曾国藩年轻在家、尚未走上仕途前想必常听祖父谈起过对风水的态度,他自己后来回忆说:“吾祖星冈公在时,不信医药,不信僧巫,不信地仙。”(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,中卷,412)受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,曾国藩不信风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。

  道光二十六年(1846)九月十八日,祖母去世,曾国藩面临长辈的“阴宅”问题。他对祖母的坟地选址不甚满意,给祖父写了一封信,希望改葬:“孙幸蒙祖父福佑,忝居士大夫之末,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,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,其外须立诰封牌坊,又其外须立神道碑。木斗冲规模隘小,离河太近,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,是以孙不甚放心。意欲从容另寻一地,以图改葬,不求富贵吉祥,但求无水蚁无凶险,面前宏敞而已,不知大人以为如何?”(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与祖父书,上卷,68)次日,他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,表达了同样的意思。可是,祖父不同意改葬。大概与此同时,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、曾国荃等也希望改葬,所以他反过来又写信劝他们尊重祖父的意见,不要太固执:“日前所开山向凶吉之说,亦未可尽信。山向之说,地理也;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,天理也。祖父之意已坚,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,则祖父一怒,肝气必郁,病势必加,是已大逆天理,虽得吉地,犹将变凶,而况未必吉乎?自今以后,不必再提改葬之说,或吉或凶,听天由命。”(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与澄沅季书,中卷,57)曾国藩认为,“地理”(风水)应服从“天理”(孝道)。我们看到,曾国藩在考虑“阴宅”的时候,重点不在于风水,而在于排场。由于他此时已跻身翰林院,他希望祖母的坟地“面前宏敞”,有足够的地方立诰封牌坊和神道碑,以光宗耀祖。

  但是,时过境迁,人的思想难免发生变化。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,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其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:一是祖父的病已痊愈,二是困扰他自己多时的癣疾好了,而最重要的则是他的官衔“骤升至二品”。于是,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,口气大变,说祖母坟地“风水之好可知,万万不可改葬。若再改葬,则谓之不祥,且大不孝矣。”(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与澄沅季书,中卷,6162)半年前,他嫌祖母坟前地势不够开阔,不气派,希望改葬;现在,自己升官了,觉得是因为祖母的坟地风水好,若再改葬,则既不祥且大不孝。两年后,曾国藩对此更是深信不疑:“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(斗)冲之后,我家已添三男丁,我则升阁学,升侍郎,九弟则进学补廪,其地之吉,已有明效可验……木兜(斗)冲之地,予平日不以为然,而葬后乃吉祥如此,可见福人自葬福地,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。”(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,中卷,8485)在曾国藩看来,“福地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此后几年,曾国藩对风水颇为热心,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,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。

  咸丰七年(1857)二月初四日,父亲曾麟书去世,曾国藩丁忧在籍,为长辈寻求理想“阴宅”的念头一直在心中萦绕。一年多时间里,他先后请过刘为章、杜茂才、许九霞等多位“地师”相地。但是,结果并不理想,“吉壤难得,即仅图五患之免,亦不易易。”(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与沅弟书,中卷,246。“五患之免”,据程颐《伊川文集》卷六《葬说》云,祖先坟墓“须使异日不为道路,不为城郭,不为沟池,不为贵势所夺,不为耕犁所及”。与风水之说显然不是一回事。)以至于起复后,他仍无可奈何却又心有不甘地感叹道:“余于亲在日,不克笃一日之孝养;亲没之后,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。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,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。”(咸丰八年八月初十日河口营中与澄沅季书,中卷,261

  咸丰八年(1858)十月,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安徽庐州三河与太平天军交战中阵亡。曾国藩得到消息后,“悲恸填膺,减食数日”(黎庶昌:《曾国藩年谱》,岳麓书社1986年版,101)。曾国华虽然过继给叔父,两人终究还是同胞兄弟,感情并不因此而稍减,曾国藩闻听凶讯时的悲愤心情可想而知。更不幸的是,过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具无头的尸体,只能权当是曾国华的。经过这次心灵上的刺激,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。此前丁忧期间,虽然一直希望为祖父母、父母另择吉城,而且请了许多风水先生,跑了不少地方,但那时的心态并不急切,没有找到理想的地点之前,不轻易改葬,因为在他的心目中,自己官运亨通毕竟多少与祖母坟地风水还有些联系。这次则有所不同,他开始怀疑曾国华阵亡可能与父母坟地的风水有关,因而强调要尽快改葬二亲:“如温弟(曾国华字温甫)之变果与二坟相关,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;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,亦宜改葬,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,以慰渠九泉之孝思。”(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建昌营中与诸弟书,中卷,282)不仅如此,他还对当年没有仔细为父亲寻求理想“阴宅”而懊悔:“自温弟遭难后,余常以(咸丰)七年择地不慎为悔,故此时求改葬之意,尤形迫切。”(咸丰九年二月廿三日与诸弟书,中卷,299

  曾国藩向来以老庄之道为修身之本,经过这次变故,他回顾了家族30多年来的历史,“吾家自道光元年(1821)即处顺境,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。自咸丰年来,每遇得意之时,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:壬子(1852)科,余典试江西,请假归省,即闻先太夫人之讣;甲寅(1854)冬,余克武汉田家镇,声名鼎盛,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,是夜即大败,衣服、文卷荡然无存;六年(1856)之冬、七年之春,兄弟三人督师于外,瑞州(治所在今江西高安)合围之时,气象甚好,旋即遭先大夫之丧;今年(1858)九弟克复吉安,誉望极隆,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,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。”(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与诸弟书,中卷,287)正所谓“福兮祸之所伏”。此时的他虽然仍未放弃改葬祖父母和父母的想法,但是,求平稳的念头已经重于追求富贵功名:“人力所能谋,只能求免水、蚁、凶煞三事,断不能求富贵利达。明此理,绝此念,然后能寻平稳之地。不明此理,不绝此念,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。”(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与诸弟书,中卷,292)“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,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,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……以吾所见所闻,凡已发之家,未有寻得大地者。沅弟(曾国荃字沅甫)主持此事,务望将此意拿得稳,把得定,至要至要!”(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与诸弟书,中卷,295)不仅如此,曾国藩还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进行批评。咸丰十年(1860),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(字澄侯)迷信活动后,写信回去,语气颇为严厉地批评了他:“吾祖星冈公在时,不信医药,不信僧巫,不信地仙。此三者,弟必能一一记忆。今我辈兄弟,亦宜略法此意,以绍家风。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,大夫第做道场二次,此外祷祀之事,闻亦常有,是不信僧巫一节,已失家风矣。买地至数千金之多,是不信地仙一节,又与家风相背……地仙僧巫二者,弟向来不甚深信,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,以后尚祈卓识坚定,略存祖父家风为要。天下信地信僧之人,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?”(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,中卷,412)曾国藩对风水已经转而持批评态度了。

  到此时,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经历了由不信到热心再到批评的转变:早年他不信风水;1847年,他官升几级,便开始相信并热心于风水;1858年曾国华阵亡后,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史,开始批评风水之类的迷信。总体而言,他对风水可以说是信而不迷。曾国藩之后,朝中许多大臣在反对“洋人”修建铁路、铺设电线、开办电报业务的提议时,将破坏风水、断绝地脉作为重要理由。比起他们来,曾国藩在风水的问题上要理性得多。至于近年来,有些人又把风水奉为科学,说“风水文化”历久弥新,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等等,则更是无稽之谈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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